
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史上亲身统兵作战、与中央红军正面交锋过的关键人物,1991年他恢复自由后前往美国,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时,抛开政治立场,仅以一名老军人的视角,对中央红军长征做出了被后世广泛流传的评价,除了毛泽东,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。这句话并非张学良一字不差的原话,却是对他核心观点的精准总结,他的判断,全部源于自己多年的带兵经验,以及在陕北与红军作战的亲身经历。

中央红军之所以踏上长征之路,根源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利。当时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,放弃了红军此前屡试不爽的游击战和运动战,强行与国民党军队展开阵地战、堡垒战,以弱势装备硬拼优势兵力,最终导致中央苏区失守,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。长征初期,错误的军事指挥并未得到纠正,部队携带大量非战斗物资,行动迟缓,一路都处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。
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,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,经此一战锐减至三万多人,部队伤亡惨重,士气低落,前有敌军重兵堵截,后有追兵步步紧逼,缺衣少食、疲惫不堪,已经走到了全军覆没的边缘。这样的绝境,在张学良看来,早已超出了普通军事指挥官的能力范围,寻常将领根本无力回天。

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,成为了红军的生死转折点。这次会议撤销了博古、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,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。自此之后,红军摒弃僵化的作战思路,恢复机动灵活的运动战,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,在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中灵活穿插,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部署,一步步跳出了绝境。
当时的张学良,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,代行总司令职权,指挥东北军在陕北堵截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央红军。东北军装备精良、补给充足,以逸待劳,而刚结束长征的红军衣衫单薄、弹药不足,从纸面实力来看,东北军占据绝对优势。但实战结果却截然相反,劳山战役中,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,师长何立中重伤身亡;直罗镇战役里,109师再次被全歼,师长牛元峰阵亡,东北军接连遭遇两场大败,兵力损失极为严重。

这两次战败给张学良带来了极大的冲击,他年少从军,一生统兵,深知在极端困境下,维系一支军队的建制和士气有多艰难。他在口述历史中多次提及,长征路上爬雪山、过草地,天天被敌军追击,缺粮少药、环境恶劣,这样的处境,换成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,早就溃散垮掉了,只有红军能始终保持完整的组织和顽强的战斗力。
张学良认可的不只是毛泽东的战术指挥,更佩服他凝聚军心、掌控队伍的能力。他始终站在军事角度看待长征,认为这场胜利不靠人数、不靠装备,完全依靠统帅的判断力、决断力和意志力。在他的认知里,当时濒临绝境的中央红军,只有毛泽东能带领队伍走出困境,能让战士在最绝望的时刻,依然愿意跟随、依然坚守战斗意志。

也正是这两场战役的失利,让张学良彻底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,他清楚地意识到,这样的队伍是根本剿不灭的,这也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重要伏笔。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涯中,张学良不再涉足战场和政治,但他对长征、对毛泽东的评价,始终没有改变。作为曾经的对手,他比旁人更清楚红军当年的绝境,也更明白能带领这支队伍突围的统帅,有着何等过人的能力。
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,仅剩七千多人,可这支队伍保留了革命最核心的骨干力量,成为了日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火种。张学良晚年的评价,没有刻意吹捧,也没有立场偏向,只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,对另一位顶级军事统帅的客观认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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